孫中山先生從1887年開始在香港西醫書院(今香港大學醫學院)攻讀醫學，至1892年以各科考試均滿一百分的成績名列第一名畢業，獲醫科碩士學位。其畢業證書由教務長康德黎親筆注明各科滿分字樣，并由校長及教員十三人，試官八人及牧師、書記署名，由香港總督羅便臣于1892年7月23日親自發給。
　　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西醫書院畢業后，即于澳門、廣州等地懸壺濟世，成績斐然，人咸譽為國手。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西醫書院學習五年，奠定了他堅實的醫學專門知識的基礎，同樣奠定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哲學思想的基礎。關于這個問題，分析研究的還不多。
　　香港西醫書院系廣東南海人何啟按照英國大學醫學院制度創辦的醫科專門學校。何啟早年留學英國，得醫學博士學位及大律師證書，回國后任香港議政局議員，兼執律師業務，又在香港西醫書院教授醫學、法律等科目，在報刊上發表過很多批判封建政制的論文，后來匯編為《新政真詮》出版。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活動，受他的影響不少。后來，孫中山先生發動的乙未廣州起義，對外宣傳和起草英文的宣言書，也得到其大力幫助。
　　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西醫書院所學的科目：第一年有生物學、植物學、物理學、化學、解剖學、生理學、藥物學、臨床診察。第二年有生理學、解剖學、醫學、病理學、外科學、婦科學、產科學。第三年以后，學科漸減，僅有法醫學、公共衛生學、實用初級外科，但外科、產科的課時及內容均有所增加，特別偏重實習(見羅香林：《國父之大學時代》)。從這里可以看到：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西醫書院的五年學習期間，所學的幾乎盡為自然科學，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必須通過實習才能掌握的醫學知識。這種以自然科學為基礎的、著重實踐與理論結合的教育，一方面使孫中山先生能夠較完全地接受與封建思想對立的近代科學思想，另一方面又鍛煉了孫中山先生注重實踐的精神，推動了孫中山先生理論聯系實際的知行學說哲學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孫中山先生一生注重實踐，哪怕是闡發革命理論，也決不無的放矢，為理論而理論。把孫中山先生歷年的著述、演講與中國近代史聯系起來觀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孫中山先生發表的言論，總是針對革命的實際問題，或者為完成某一種實際任務而發。如孫中山先生于1918至1919年所寫的《孫文學說——知難行易說》，據他自己說是“恐今日國人社會心理”，“依然有此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之大敵橫梗其中，則其以吾之計劃為理想空言而見拒也”，“故先作學說以破此心理之大敵”。因而提出“知難行易”，鼓勵人們努力去“行”，從實踐中求知識。孫中山先生這種著重實踐的思想，與他在香港西醫書院所受的著重實踐的科學訓練，無疑有著密切的關系。
　　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西醫書院學習期間選讀的課外讀物，對孫中山先生革命哲學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同樣有所影響。據孫中山先生當時的同學關景良憶述：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西醫書院的學生時代，最喜歡看《法國革命史》和達爾文的《進化論》，對后者尤感興趣。1897年，孫中山先生寫信給英國劍橋大學翟爾斯教授說：“文早歲志窺遠大，性慕新奇……于中學獨好三代兩漢之學，于西學雅癖達爾文之道”。《孫文學說》(知難行易)這部哲學名著，就是孫中山先生根據達爾文的《進化論》和他過去所學習到的自然科學知識(主要是在香港西醫書院學習的科目)寫成的。這部哲學名著闡述了世界的起源和人類的出現，是自然歷史的行程，不承認有任何來世的力量和上帝、神等的存在。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部哲學名著中有關“知”、“行”關系的論證。孫中山先生在這部分的論證中，引用各種科學的發展過程，論證了“行”的作用，闡述了“行”在“知”先，“知”在“行”后，從實踐中，也就是“行”中求得知識，運用知識考驗實踐，不斷探求、不斷進步的哲學原理。這是孫中山先生革命哲學思想的精華，也是他一生勇于拋棄過時的、舊的方案，探求和接受革命的、新的方案的認識論的根源。
　　由此可見，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西醫書院所受的教育，對他的革命哲學思想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