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學術生涯的下一步，就是要培養更豐富的國際觀。在那一段時光，有些經濟學者每個月都要到世界各地實地考察，到歐洲更是家常便飯。我也在1947年離開考列斯委員會后，展開了一趟橫渡大西洋的歐洲之旅。當時我剛在渥太華（Ottawa）結束了第一個月加拿大經濟模型的整合工作。此一專案后來在加拿大持續了很長時間，造就了一個在加拿大學術界相當活躍的團體，至今規模仍在不斷擴大中。
　　到歐洲各地的經濟與計量經濟研究中心造訪考察，也算是我的教育的一部分。我從中對世局有更深刻的了解，但是更吸引我的仍是這些主題在美國的蓬勃發展。至于親眼目睹歐洲從戰后的瓦礫中重建，也是相當可貴的經驗，并開啟了許多迄今仍活躍的專業交流。這些對我個人的學術生涯的發展，都產生了重大的沖擊。
　　大戰之前，英國的劍橋及倫敦可以說是影響世界經濟思潮的重鎮，來自全球各地的人士齊聚那里進行研究。美國則是急起直追，但直到1946年以后，才取而代之，而各國學者也就紛紛來到美國。事實上，許多其他研究領域也是由美國執世界之牛耳，這種現象40年來一直沒有太大的改變。
　　在海外歷練的那一年，我有機會接觸到正宗凱恩斯學派的學者，也就是曾與凱恩斯共事的劍橋學者。我和凱恩斯素昧謀面，但是透過卡恩（Kahn）、羅賓遜夫人以及斯拉法（Pierro Sraffa），使我對劍橋學者的思想有深入的認知。我同時也見到了卡爾多與史東（Stone）等重要學者。有趣的是，當年我的教師薩繆爾森尚未到過劍橋，但對這些學者卻如數家珍。劍橋的人也曾向我提過此事。
　　我第一次造訪歐洲，剛好是薩繆爾森初訪歐洲之前的幾個月，我們在他行程的第一站挪威會面。在海外的一年，我大部分時間都在挪威，跟著奧斯陸大學的教授弗里希（Frisch——譯注；1969年第一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學習。當時，薩繆爾森剛出版《經濟學》一書，受到熱烈的佳評。他在歐洲各地訪問之際，我也剛好結束了在歐洲一年的研究。
　　凱恩斯體系中涉及一個問題，即財富對儲蓄的影響。這在總體經濟學的文獻里，就是所謂的庇古效果（Pigou effect），但實質上庇古對這個問題的探討，主要是從流動資產（liquid assets）而非總財富的觀點來考察。當時戰爭剛結束，民眾手上都握有為數不少的流動資產（特別是儲蓄公債），所以這是一個相當普遍也極為重要的課題，值得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