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記得2002年的崔永元，是因為他在抑郁癥與失眠的困擾中突然離開了《實話實說》。 　　當時做《實話實說》非常偶然，他們找不到好人。我比他們找到的人多少強一點，就我做了。我做了6年半。在做的過程中，我越來越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好人。不久前，崔永元向記者剖析他剛開始主持《實話實說》時的心態。 　　不過后來，他開始發現，我要和好人告別了。因為當你在場面上做事，你必然要應對或者應付。你得知道見什么人說什么話，你得會寫報告，你得會回答你的上級、你的同級、你的對手的質問。我發現我的為人越來越圓滑，已經跟我做人和我父母對我的要求越來越遠了。 　　也就在2002年，他開始籌劃做些其它的事。我的心理醫生說你喜歡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他想到了電影，還有歷史。 　　隨后在央視播了5年半的《電影傳奇》，是從小癡迷電影的崔永元轉向口述歷史采集者的開始。為了做節目，需要采訪老藝術家。很快，兩三個月后我們就覺得原來的采訪方式不行了。我們當時很功利，這個導演拍過哪幾部電影，演員演過什么，夠節目用就行了。但是他們坐在攝像機前實際上滔滔不絕，講很多與電影相關或者無關、完全是自己人生經歷的事情，特別打動我們，我們忽然覺得其實它是歷史，而且不是簡單意義上的電影的歷史，它是人的歷史，一個社會的歷史。崔永元讓老人們撒開了講，講他所經歷的時代，歷史事件，以及風暴，我們開始學習口述歷史搜集的方法、分類、考證方式，整個團隊陷了進去。這是一個很大的深坑，本來5塊錢能干成的事，一下變成5000塊錢了。 　　8年后的今天，他們已經采訪了3500個人，其中大部分年齡超過了80歲，90歲、100歲的大有人在，收集的口述歷史影像和紀錄影像分別都超過了200萬分鐘，歷史老照片也超過300萬張——數字還在不斷更新，因為采訪每天都在繼續。 　　這些事情當然不都是由他一個人完成的。他成立了一個公司，叫清澈泉，原來是在央視的體制下做制播分離的嘗試，做了《我的長征》、《小崔說事》，漸漸地整個重心都轉向了口述歷史采集、整理。 　　從2002年到現在，花了一億兩千萬，沒有花國家一分錢，這就是‘清澈泉’。所有的款都是我和我的團隊厚著臉皮籌來的。盡管這樣，他們的團隊自4月份開始就停發工資了。他們的錢大部分都用在建立實體的資料室與在線的數據庫上。為了長久地保存，所有的影像資料都要數據化，這些資料不僅是對我們有用，未來的研究者、歷史愛好者都能很方便地查詢。 　　小崔的理想是，建一個口述歷史博物館，人們登記證件便能進館查詢、借閱，學生們能寫出很好的論文。 　　崔永元和他的團隊做了很多似乎應該由研究所來做的事情：從日本搜集各種侵華戰爭時期出版的老畫冊；重金從美國購回50分鐘的滇西抗戰影像；一些重要的歷史親歷者，他們愿意花一兩年時間去說服他接受采訪，即使這些資料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都未必能夠公開。 　　崔永元把他們做的事比喻成給后人留下一個千百年后還能跟先人內心對話的機會，于丹的《論語》心得為什么火？是因為沒有孔子的采訪。如果《見證·影像志》一天一集孔子的采訪，誰還聽《論語》心得啊？